被“高薪”改写的命运

“只要会打字，月入两三万，包机票食宿。”这样的招聘话术，至今仍在一些社交平台的私信和短视频评论区悄然流传。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它像一扇通往更好生活的门；对王星们来说，它是一道再也关不上的闸。王星曾是沿海城市一名普通外卖骑手，2023年听信同乡介绍，辗转进入境外一处所谓“科技园区”。三个月后他被解救回国，带回的不只是伤痕，还有一份以他名义签下的、连本带息超过四十万元的“债务协议”。诈骗园区留给受害者的，从来不只是那段被囚禁的日子，还有一纸以他们身份为支点撬动的巨额负债，以及此后漫长岁月里如影随形的追偿、失信与自我怀疑。

“被贷款”的受害者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描述了相似的入园流程：护照被收走，手机被格式化，随后在胁迫下完成人脸识别、签署电子合同、录制“自愿借款”视频。园区内的财务人员会用这些材料，在多个网贷平台和地下钱庄之间拆借资金，名义上是“入职保证金”“设备押金”或“业绩垫付”。王星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名下多了几张银行卡，直到回国后接到催收电话，才第一次听说“自己”在某平台借了八万元。由于人脸识别和活体检测均由本人完成，平台审核流程在形式上无懈可击，受害者事后主张“非自愿”，举证难度极高。一位曾协助解救工作的志愿者透露，他接触的二十余名回国人员中，超过七成背负着来源不明的债务，金额从数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催收电话里的第二重囚禁

回国并不意味着解脱。王星的手机每天仍会响起陌生号码，对方能准确报出他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借款合同编号。“他们说话很客气，但每一句都在提醒你：这笔钱跑不掉。”更让他崩溃的是，催收信息开始出现在他母亲和前同事的手机上。根据现行规则，债务逾期记录会被报送至征信系统，部分受害者因此无法办理房贷、车贷，甚至影响子女入学资格审查。王星曾尝试向平台申诉，提交了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困证明，但多数平台回复称“合同签署环节无异常，建议司法途径解决”。司法途径意味着时间、金钱和举证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刚刚脱困的受害者最缺乏的。于是，许多人选择沉默地打工还债，把本该用于重建生活的收入，一笔笔填进一个从未真正属于他们的窟窿。

法律夹缝中的举证困境

北京一位长期代理电信诈骗关联案件的律师分析，此类债务纠纷的核心争议在于“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胁迫下签署的合同依法可撤销，但撤销权需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受害者往往在回国数月后才陆续发现全部债务，时效压力与取证难度叠加。此外，部分借款发生在境外，涉及跨境电子签名认证，平台注册地、资金流向和实际控制人分散在不同司法辖区，追责链条极易断裂。该律师建议，受害者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取得立案回执，同时向征信机构和各网贷平台发送书面异议，保留所有催收记录。“现实是，很多人连自己欠了哪些平台都查不全。”他说，信息不对称让受害者在法律程序中始终处于被动。

从个体负债到家庭塌方

债务的涟漪很快扩散至家庭。王星的父亲把准备养老的十五万元取出来替儿子还了一部分，母亲则瞒着家人去超市做理货员。类似的故事在受访者中并不罕见：有的家庭卖掉县城房子，有的老人重新外出打零工，还有的夫妻因隐瞒债务而离婚。一位心理援助志愿者表示，回国人员普遍存在创伤后应激反应，而持续催收会不断激活被囚禁期间的恐惧记忆，“他们一边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一边又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罪人”。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羞耻感，使不少人拒绝求助，甚至再次轻信“境外高薪”话术，试图用新的冒险填补旧的窟窿，形成危险的循环。

谁在为“园区债务”兜底

目前，针对从诈骗园区解救回国人员的债务处置，尚无统一的政策性安排。部分地区公安机关在解救后会出具情况说明，但这份说明在金融机构面前的效力并不确定。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向记者坦言，网贷平台作为商业机构，缺乏主动豁免债务的动力，而跨部门协调又涉及公安、金融、司法等多个条线，“个案推动多，制度性解决少”。一些公益组织开始尝试提供法律援助和债务梳理服务，但覆盖面有限。受访专家认为，应建立园区受害人员信息共享机制，对经公安机关认定的被迫签约债务开辟征信异议快速通道，同时压实平台在异常借款场景中的审核责任，不能仅凭一次人脸识别就将风险全部转嫁给借款人。

仍在等待的“王星们”

王星现在同时打两份工，每月还款六千元，按他的计算，还需要五年多才能还清本金和利息。他把那张借款合同的截图存在手机里，偶尔翻看，提醒自己“别再信天上掉馅饼”。但他更希望的是，有一天能收到一条短信，告诉他那笔债务被认定无效。在他身后，还有更多从园区回来的人，正分散在不同城市，一边修复身体和心理的伤口，一边在催收电话的间隙里计算下个月的还款额。他们的故事始于一句虚假的承诺，却可能要用半生来偿还。当诈骗园区的阴影从境外延伸到境内的征信报告和法院传票上，如何不让受害者在脱困之后再度被债务困住，是一道尚未写完答案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