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迁徙中的学术坚守

抗战烽火逼近南京时，国立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图书馆作为大学的心脏，承担着数万册藏书与设备转移的重任。馆员们将珍贵典籍分装入特制木箱，沿长江水路分批运抵山城。在松林坡临时校舍里，书架由竹篾与木板搭成，阅览室设在防空洞旁。空袭警报响起时，馆员先护书后撤离，许多人在潮湿的防空洞中彻夜守护书箱。正是这种“人在书在”的朴素信念，使大量珍本免于战火。重庆大学图书馆在这一时期与内迁高校图书馆互通有无，以联合借阅和复本交换的方式，维系着后方学术阅读的基本网络，为战时高等教育保存了最基础的知识资源。

防空洞里的阅览灯火

日军对重庆实施长期战略轰炸，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被迫随警报调整。馆员们摸索出“警报前开馆、警报后清点”的工作节奏，并在防空洞内设置简易阅览位。洞中光线昏暗，读者便用油灯与手电照明，馆员则逐册登记借还，防止典籍散失。有教授回忆，在潮湿阴冷的洞中读到线装古籍，反而更觉学术火种之可贵。图书馆还编印战时阅读书目，把有限的复本优先提供给教学科研急需的师生。这种在极端条件下坚持开放的做法，使阅读成为师生抵御恐慌、保持学术定力的日常仪式。

典籍抢救与版本保全

战乱之中，典籍散佚风险剧增。图书馆组织专人走访重庆及周边藏书家，征集和抄录地方文献与稀见版本。对无法购得的孤本，馆员以手工抄写、晒图复制等方式留存副本。部分古籍在运输中受潮，馆员便利用晴天晾晒、逐页整理，并请装裱匠人修补。为防再次损失，馆方将重要藏书分藏于不同地点，建立简易目录与交接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保全工作，使一批抗战时期的出版物、内迁院校讲义和地方史料得以完整留存，为后来的学术研究保留了原始凭证。

学术火种的课堂延续

图书馆不仅是藏书之所，更成为战时课堂的延伸。内迁教授常以馆藏资料备课，学生则在阅览室完成专题作业。馆方与院系合作，设立参考书专架，把稀缺工具书集中管理、限时借阅，提高周转效率。一些课程直接在图书馆内进行，教师指着书目讲解版本源流，学生现场查阅比对。这种馆读结合的方式，缓解了图书短缺对教学的冲击。图书馆还代师生向大后方其他机构转借资料，以馆际协作弥补馆藏不足，使学术训练在物资匮乏中仍能维持基本水准。

馆员群体的默默担当

战时图书馆的运行，依靠一批默默无闻的馆员。他们中有从南京随校西迁的老馆员，也有在重庆本地招募的青年。工资微薄、生活清苦，却要承担搬运、晾晒、编目、值班等多重工作。空袭后清点藏书、修补破损书页、登记借阅流向，都是费时费力的细活。有馆员在日记中写道：“书在，学校就在。”这种职业自觉使图书馆在动荡中保持了基本秩序。馆方还注重培养年轻馆员，组织编目训练与业务讨论，为战后图书馆事业储备了骨干力量。

战后回迁与馆藏新生

抗战胜利后，内迁院校陆续复员，图书馆面临藏书清点、分割与回运的复杂任务。重庆大学图书馆参与协调各校图书归属，按原藏印鉴和移交清单逐册核对，减少纠纷与损失。回迁途中，部分书籍再次经受水路颠簸，馆员全程押运、防潮防失。留在重庆的馆藏则成为地方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础。战后新建的阅览设施与补充采购，使馆藏结构逐步恢复并扩展。战时积累的联合编目、馆际互借等经验，也被延续到和平时期的日常服务中。

烽火记忆转化为育人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学图书馆逐步整理战时留存的档案、书目与馆员手记，将烽火岁月中的守护故事转化为校史教育与阅读推广的素材。特藏部门对战时出版物和手抄副本进行修复编目，供师生研究查阅。图书馆还结合校史开设专题讲座，展示当年防空洞阅览场景与典籍抢救记录，让青年学生理解学术传承的来之不易。这些历史资源不再只是尘封档案，而成为激励师生珍视藏书、严谨治学的生动教材，使守护学术火种的精神在新时代的馆舍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