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诱饵下的不归路

近年来，以“境外高薪务工”“包机票包食宿”为幌子的招聘信息在社交平台和熟人网络中反复出现，将一批又一批求职者诱入东南亚电信诈骗园区。王星（化名）便是其中之一。2023年，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月薪三万、无需经验”的客服招聘广告，对方承诺工作地点在泰国边境城市，手续简便、随时出发。抵达后，他的护照被收走，手机被没收，人随即被转卖至缅甸一侧的诈骗园区。与王星有相似遭遇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被统一称作“王星们”——一个在媒体报道中逐渐固化的群体称谓，背后是数以千计被困于跨境诈骗链条中的个体。

从求职者到“资产”的身份转换

进入园区的那一刻，王星们的身份便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不再是应聘者，而是诈骗团伙眼中的“资产”。园区管理者按人头向“中介”支付数万元至十余万元的“买断费”，这笔钱随即被记入受害者本人的“债务”账目。据多名获救者向媒体回忆，入职第一天便被要求签署一份看不懂文字的借款协议，金额从八万到二十万不等，名目包括“机票费”“介绍费”“食宿押金”“培训成本”。从此，他们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从事“杀猪盘”、虚假投资、冒充公检法等诈骗话术操作。完不成业绩指标便遭体罚、电击、关小黑屋；试图逃跑者被抓回后往往遭受更严厉的惩罚。所谓“工资”，在扣除“债务利息”和“生活费”后所剩无几，甚至倒欠园区。

永远还不完的“债务”设计

园区债务体系的核心在于其不可清偿性。多名受访获救者描述，债务按月计息，月息高达百分之十至二十，且园区内消费——一瓶水、一包烟、一次“请假”——均以数倍价格记账，同样计入债务。更关键的是，诈骗团伙并不真正希望受害者还清欠款：一旦债务归零，受害者便失去被继续控制的“合法性”，园区反而可能将其转卖或释放。因此，管理者会不断制造新的扣款项，使债务始终维持在受害者无力偿还的水平。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套机制借鉴了部分跨境非法劳工链条中的“债务奴役”模式，将人身控制伪装成经济纠纷，从而在灰色地带规避直接的人口贩卖指控。王星在被困十四个月后经多方斡旋获救，回国时账面上仍“欠”园区十一万元，对方甚至中间人追讨。

求救无门的困境

被困者并非没有尝试求救。王星曾借工作手机向国内家人发送定位，但园区所在的边境地带信号被管控，信息发出后即被技术手段拦截。多名获救者表示，园区内设有专人巡查手机使用情况，私藏备用机一旦被发现，轻则罚款数千元计入债务，重则遭殴打。家属在国内报警后，往往面临跨境执法的现实困难：受害者人身在境外，证据链难以固定，立案与解救均需协调多国机制，周期漫长。部分家属转而求助于民间救援组织或付费“捞人”中介，却屡屡遭遇二次诈骗。一位来自湖南的母亲告诉记者，她为“赎人”先后向三个中间人转账共计二十七万元，儿子至今仍无音讯。

获救之后的二次困境

即便幸运脱身，王星们面临的困境也远未结束。由于在园区期间被迫参与诈骗活动，部分获救者回国后需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个别情况下被采取强制措施，虽最终多因受胁迫情节不予追究，但过程本身已造成巨大心理压力。更普遍的问题是债务的延续：园区方面会境外社交账号向获救者及其家属持续施压，威胁“曝光”“追债”，甚至扬言对其国内亲属不利。王星回国后换了手机号、搬了家，仍有陌生号码发来催债信息。心理层面，长期高压、暴力环境留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在获救者中相当普遍，而针对这一群体的专业心理援助资源极为稀缺。

跨境治理的缝隙与出路

王星们的遭遇折射出跨境电信诈骗治理中的深层缝隙。诈骗园区多位于境外武装势力控制区，当地执法能力有限甚至与园区存在利益勾连，单靠一国之力难以根除。近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多轮联合打击行动，累计从境外遣返数千名涉诈人员，但在“受害者”与“加害者”身份交织的复杂情形下，解救被困人员与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仍待细化。有法律界人士建议，应建立针对被诱骗出境人员的快速身份核验与解救通道，同时将“债务奴役”明确纳入跨境犯罪打击范畴，切断园区以经济手段控制人身的链条。对于已经回国的王星们，债务追索的法律定性、心理康复的社会支持，同样需要更明确的制度回应。在一条条“高薪招聘”信息仍在网络上流转的当下，如何让下一个“王星”不再踏上这条不归路，是治理者无法回避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