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遥深度剖析绿色金融二季度余额48.63万亿，关键在可计量与定价

绿色金融二季度余额48.63万亿元的消息公布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对此展开深度剖析。她指出，这一规模既反映了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持续扩张，也提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心正从“做大规模”转向“做深机制”。在她看来，余额增长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绿色金融的全部成效，真正决定绿色金融能否有效服务“双碳”目标和经济转型的，是关键环节的可计量与定价能力。规模数据背后，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不断扩容的结果，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体现。但王遥强调，若缺乏对绿色属性的准确识别、对环境效益的可靠计量，以及对绿色溢价与风险的合理定价，资金配置就容易停留在“贴标签”层面，难以形成对真实绿色项目的精准支持。由此，二季度余额的里程碑意义，更应被理解为对制度基础设施提出的更高要求。

可计量是绿色金融可信度的第一道门槛。王遥分析认为，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资金投向是否真正产生环境效益，而这一判断必须建立在可验证、可比较、可追溯的数据基础之上。当前，绿色项目认定标准逐步统一，但项目层面的碳排放、能耗、污染物减排等环境效益数据仍存在口径不一、披露不全、第三方验证不足等问题。若计量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项目的绿色成色，监管者也难以对“洗绿”“漂绿”行为形成有效约束。王遥提出，应加快构建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效益计量框架，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金融系统数据标准衔接，并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数据采集与核验效率。只有让绿色效益“算得清”，绿色金融的规模扩张才具有坚实支撑。

定价机制决定绿色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在王遥看来，可计量解决的是“识别绿色”的问题，而定价解决的是“激励绿色”的问题。绿色项目往往具有正外部性，其环境收益难以完全市场价格回收，若缺乏合理的定价信号，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就会受限。她指出，绿色金融的定价不仅包括资金价格，即利率与收益率，还包括风险定价与环境权益定价。当前，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之间的“绿色溢价”尚不稳定，碳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仍待增强，环境风险也尚未充分纳入金融机构的资产定价与资本计量。王遥建议，应完善碳市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强化政策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让绿色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更充分地反映在价格中。定价越有效，资金流向绿色领域的动力就越强。

标准与信息披露是连接计量与定价的制度纽带。王遥强调，绿色金融要形成闭环，离不开统一的标准体系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领域的界定更加清晰，转型金融标准也在推进。但她也提醒，标准之间仍需加强协调，避免因口径差异造成市场分割与套利空间。信息披露方面，应推动从“选择性披露”向“强制性、标准化披露”过渡，提升环境效益数据的可比性与可用性。王遥认为，标准与披露的完善，既能降低金融机构识别绿色项目的成本，也能为定价提供可靠依据，是提升绿色金融市场效率的基础性工程。

金融机构能力建设是落地可计量与定价的关键环节。王遥指出，绿色金融并非简单的资金投放，而是要求金融机构具备环境风险评估、绿色项目识别、效益监测与投后管理等专业能力。当前，部分机构在绿色金融业务中仍存在“重规模、轻管理”的倾向，环境风险分析工具和数据积累不足，难以对绿色项目进行精细化定价与动态管理。她建议，金融机构应将环境因素系统纳入信贷审批、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流程，加强绿色金融专业团队建设，并借助第三方机构与金融科技提升环境效益计量和风险监测水平。能力建设跟上，可计量与定价才不会停留在理念层面。

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需要形成合力。王遥分析，绿色金融的计量与定价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单靠市场自发演进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完善体系。因此，政策层面应在标准制定、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碳市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投资者教育，培育对绿色价值的市场化认知。她认为，政策与市场的协同，重点在于形成稳定的预期：让绿色项目获得合理回报，让高碳项目承担相应成本，让金融机构有动力也有能力做好绿色金融。二季度48.63万亿元的余额，正是在这一协同过程中积累而成的阶段性成果，也为下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

面向未来，王遥认为绿色金融将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提升”。她表示，随着可计量体系逐步健全、定价机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有望更精准地引导资金流向节能降碳、清洁能源、绿色制造和生态保护等领域。与此同时，转型金融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如何为高碳行业有序转型提供金融支持，需要在计量与定价上作出更细致的制度安排。王遥强调，绿色金融的深度发展，最终要体现在环境效益的可验证、资金价格的合理性以及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上。48.63万亿元是一个新的起点，唯有把可计量与定价这两项基础工作做实，绿色金融才能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发挥更稳健、更持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