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遥二季度绿色信贷超48万亿，关键在绿色可计量与定价

绿色信贷规模再创新高，但“可计量”才是解锁绿色金融深层价值的前提。二季度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突破48万亿元，继续稳居全球最大绿色信贷市场。这一数字固然令人振奋，但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看来，规模扩张只是第一步，绿色信贷能否真正引导资金流向低碳转型，关键取决于两个基础能力：绿色项目的可计量性与绿色资产的定价效率。她指出，当前绿色信贷面临的核心矛盾，并非资金供给不足，而是绿色属性难以被准确识别、计量和定价，导致资源配置出现“泛绿”“漂绿”与激励不足并存的局面。

从“统计规模”转向“核算质量”，绿色信贷进入精细化管理阶段。王遥认为，48万亿元的体量标志着绿色信贷已从早期的“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过去几年，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主要依靠绿色产业目录进行项目认定，统计口径相对粗放。随着规模扩大，简单的“贴标”方式已难以满足风险管理和政策激励的需要。她强调，绿色信贷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环境效益的可验证性，如果一笔贷款究竟减少了多少碳排放、节约了多少能源无法量化，银行就难以对其绿色溢价进行合理定价，监管部门也难以评估政策资金的实际效果。因此，绿色信贷的管理重心必须从“统计有多少”转向“核算有多绿”。

可计量是绿色金融的“通用语言”，也是防范“漂绿”的第一道防线。在谈到可计量性的具体内涵时，王遥表示，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计量需要建立统一的方法论和数据库支撑。目前，不同银行对同一类项目的碳减排测算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绿色信贷数据横向可比性不足。她建议，应加快推动绿色信贷环境效益核算标准的统一，依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构建可追溯、可复核的计量体系。只有让每一笔绿色贷款的环境效益“算得清、查得到、比得了”，才能从根本上压缩“漂绿”空间，让真正具有转型价值的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定价机制缺失，让绿色信贷的激励效应打了折扣。王遥指出，可计量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定价。当前绿色信贷在利率上并未形成明显的“绿色溢价”或“绿色折价”，许多银行对绿色项目与普通项目执行相近的贷款利率，绿色属性未能充分体现在资金价格中。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效益的外部性尚未内部化，另一方面也缺乏将碳减排量转化为可交易、可定价资产的市场机制。她认为，随着全国碳市场覆盖面扩大和碳金融产品创新，绿色信贷的定价基础正在逐步具备。银行可以将项目的碳减排表现与贷款利率挂钩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让“减碳越多、融资越便宜”成为可执行的商业逻辑。

信息披露与数据基础设施是支撑计量与定价的“底座”。在王遥看来，绿色信贷的可计量与可定价，离不开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和数据基础设施。她表示，近年来监管部门推动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取得积极进展，但披露内容的颗粒度和标准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部分银行披露的绿色信贷数据停留在余额和项目数量层面，缺乏分行业、分项目的环境效益明细。她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数据平台建设，推动信贷数据与能耗、碳排放、环境监测等外部数据互联互通，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项目识别、环境效益测算和风险定价提供数据支撑。数据的透明化也将增强市场约束，促使银行更加审慎地管理绿色信贷资产。

标准协同与能力建设，决定绿色信贷转型的深度与广度。王遥强调，绿色信贷的可计量与定价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和能力问题。当前绿色信贷标准与转型金融标准之间尚需进一步衔接，部分高碳行业转型活动因不符合现行绿色目录而难以获得信贷支持。她建议，应加快构建覆盖“纯绿”与“转型”的多层次标准体系，明确转型活动的技术路径和减排目标要求，使金融资源能够精准支持高碳行业的低碳改造。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专业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尤其是中小银行在环境风险评估、碳核算和绿色产品设计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需要监管引导、行业培训和第三方服务等方式补齐能力缺口。

绿色信贷的下半场，是从“规模领先”走向“机制领先”。回顾二季度48万亿元的成绩单，王遥认为，中国绿色信贷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阶段性任务，下一阶段的核心命题是“从大到优、从优到准”。可计量与可定价，正是连接规模与质量的關鍵枢纽。她表示，随着碳市场扩容、转型金融标准落地和数据基础设施完善，绿色信贷有望在支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生态保护中发挥更精准的作用。规模数字终将被超越，但一套能够准确计量绿色价值、有效定价环境风险的金融机制，才是绿色信贷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